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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社区艾滋病状况探源（上篇）
对于陈娟来说，死亡并不是最可怕的事情。
很小的时候，居住在福建一个乡村的老祖母就告诉她，“知足者长乐”，对人生抱有太多的奢望就有可能会受到老天爷的惩罚。
她的祖母曾经是一个福州市一个教会学校的校花，嫁给了长乐一个大富豪的儿子，命运捉弄人，1949年，祖父一个人偷偷地跑到了台湾。从那以后，祖母就象《渔夫和金鱼的故事》中的老太婆，守着破旧的茅屋渡过余生，跟孙女回忆过去舞会上的辉煌成了她最幸福的时刻。
陈娟对自己的丈夫胡洪还是满意的。陈娟高中毕业以后，在一所乡村中学当教师，她丈夫是那所学校的校长，长得虽然不算很“帅”，以当地的标准来看，也算是一表人才。
90年代初，她丈夫突然心动，要到美国去发财。看到周围的邻居、过去的同学和朋友家里一幢幢新盖的楼房，陈娟也心动了。
一个乡村教师的工资与邻居家里收到的一迭一迭的美元相比，实在是寒酸得难以启齿。夫妻两人商定，丈夫先走，偷渡到美国以后，赚钱还偷渡费，五年之后，再把陈娟接到美国。
在长乐，几乎所有的人都说，到了美国，只要肯吃苦，不愁赚不到钱。即使要还偷渡费，在美国辛苦十年，也比他们在长乐工作一辈子的收入高得多。
陈娟并不是那种把丈夫死死攥在手里的人。她相信他们之间的感情，她也相信，她丈夫绝对不会做对不起她的事情。她看着丈夫踏上飞往泰国的飞机的时候，虽然觉得有些心酸，也有几分高兴，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皇天不负有心人，胡洪从来就没有忘记过她。到了美国之后，常常给她寄钱回来，也常常写信问候她。1995年，陈娟也踏上了美国的土地。
她们夫妻曼哈顿华埠租了一套50多英尺的小公寓，丈夫在布鲁伦一家餐馆做大厨，她自己在曼哈顿一家餐馆打工，夫妻两省吃俭用，有了一点积蓄，准备第二年找个租金便宜的地方开一家外卖店，小两口开始辛辛苦苦奔小康。
更令人高兴的是，结婚十年，经过两次自然流产之后，陈娟怀孕了。这一次陈娟各方面的感觉都很好，她相信这次肯定不会流产。
一个阳光明媚的春日的早晨，陈娟到医院去检查身体。医生证实了她怀孕的猜测，而且是个男孩。医生还告诉她，根据纽约州法律，所有孕妇都应该做HIV检查。
陈娟觉得美国人有时候真的多管闲事，象她这样有着稳定的夫妻关系和家庭生活的人，有什么必要去做艾滋病检查呢？
可是医生却告诉她，检查结果是阳性，也就是说，她是HIV带原者，她认为医生肯定是搞错了。她相信肯定是把别人的血样和她的弄混淆了。她知道，发生这种事情的可能性要比她得感染了艾滋病的可能性大得多。
“您能不能再给我检查一次？”她再三恳求医生。
看到她焦急而又自信的目光，医生几乎不忍心拒绝她的要求。医生告诉她，每一个人的血样都是分别贴上标签，然后送到化验室化验的，检验结果被张冠李戴的可能性几乎等于零。医生把她介绍给了医院艾滋病移民服务中心，在那里，有说中文的社工给她做心理辅导，并且为她提供各种咨询服务。
医生告诉她，现在很难判断她受感染有多长时间，也很难判断，她可以活多长时间。不过现在艾滋病治疗方法已经比以前好得多，只要按时看病和吃药，短期内可能不会有明显的症状出现。如果她按时服药并定期接受检查，她肚子里的孩子感染艾滋病的比例仅占8％，在大多数情况下，孩子也可以正常出生，而且象正常孩子一样健康。
医生还告诉她，她应该把这件事情告诉她丈夫或者其它的性伴侣，以免对方受到感染，而且应该要求对方也做HIV检查。
陈娟完全不知道医生说的是什么。她的脑袋发懵，她无法思考，也无法回答医生和社工的任何询问。她只有一个念头：“怎么会呢？我从来没有乱搞男人，我一辈子都没有做亏心事，老天爷不会惩罚我。我一辈子都规规矩矩，对生活也没有太多的奢望，我怎么会受到惩罚呢？”
在艾滋病检验中心，中年华裔男子张孝忠与陈娟擦肩而过，他完全没有引起陈娟的注意。这个人与陈娟几乎是同时获得了“死亡通知书”－HIV带原检验报告单。
两年半以后，张孝忠坐在我的对面，看起来相当健康，与普通人没有任何区别。“你问我看到报告单之后有什么感想？”他说：“我感到震惊。我恨不得呼天喊地。我把自己一个人关在家里呆了三天，我问上帝，我从来没有害过人，为什么要惩罚我？”
当我问他怎样感染上艾滋病的时候，他非常坦然地告诉我：“I AM A GAY。”（我是一个同性恋者）。他告诉我，他对于可能感染艾滋病有一定的思想准备。
“同性恋团体中经常介绍和讨论这一类的问题。”他说，就象抽烟的人知道抽烟可能会患肺癌一样，同性恋者可能会感染艾滋病。他在一次不安全的性行为（未用避孕套之后）主动到医院要求检查，结果知道自己感染了艾滋病。
“我非常生气，他是我比较稳定的三个性伴侣中的一个，我爱他，我以为他也爱我。现在看来，他欺骗了我，我不再理他了。”
张孝忠幼年时随父母从香港移民到美国，现在在纽约市政府工作。他从17岁开始，发现自己是一个同性恋者，“我母亲相当难过。”张孝忠说。现在他的父母已经去世，他有兄弟姐妹，都已经结婚成家，过年过节的时候他常常会去做客。
“我不愿意告诉他们我得了艾滋病，我爱他们，我不想让他们为我担心。他们也有他们的问题，在我看来，有时候他们的问题比我的问题还要复杂。”
如果自己得了艾滋病的消息令张孝忠感到“震惊”，陈娟的感受就只能用“五雷轰顶”来形容了。她从来都不知道，这样一种陌生的疾病有一天会跟她发生关系。她向餐馆请了假，一个人回到家中，她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需要独处。
可是家，再也不能让她感到安全，再也不能给她安慰了。
看着卧室里的双人床，她开始怀疑床单上是不是有艾滋病病毒。看着吃饭的桌子，她想起自己成天在餐馆打工，是不是餐馆吃饭的客人在残留的食物中留下了艾滋病病毒，她收拾桌子的时候受到感染。走进自己家的卫生间，她又想起自己无数次到过各种公共厕所，她怀疑是不是公共抽水马桶上残留的艾滋病病毒给她带来了祸害。
“人们都说，艾滋病病毒通过性交而传播，……这是不可能的。”她的脑子转了一千遍受感染的可能性之后，又回到原点。
“据说最容易感染的是同性恋者。可是我连女同性恋是怎么回事都不明白。”
“别人会怎么看呢？别人如果知道我感染了艾滋病会说什么呢？别人肯定会怀疑我对胡洪有什么不忠的行为，说不定还会怀疑我是同性恋”，她打了一个冷颤，“决不能告诉他，决不能告诉任何人。即使我死了，也要死得有尊严，决不能让别人怀疑我是一个同性恋或者是一个破鞋。”
思考了七天七夜之后，陈娟决定还是应该告诉她丈夫她得了艾滋病。
她必须告诉她丈夫她要去做人工流产，她必须要她丈夫去做HIV检查。与受到怀疑和屈辱比较起来，丈夫的生命更重要。
大约半夜一点左右，胡洪结束了在餐馆十几个小时的工作，回到家中，发现陈娟仍旧等着他。胡洪很惊讶，也有几分感动。这么多年了，陈娟对他总是那么温柔，总是那么信任，他不由得产生了一阵冲动。
可是陈娟却告诉他，他应该用避孕套。
如同一盆凉水从头淋到脚，胡洪勉强忍住怒火说：“我们从来不用这玩意儿，今天为什么要翻新花样？是不是你变心了？”
陈娟说：“你听说过艾滋病吗？”
“什么艾滋病？你说的是那些下流的人才会传染的病吗？就跟梅毒和淋病一样？”
陈娟忍住心口的疼痛说：“不错，我担心我们会受到感染，你最好到医院检查一下。我想去做人工流产，免得肚子里的孩子受感染。”
“你是什么意思啊？你怀疑我在外边鬼混还是你自己有了别的男人？”
胡洪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陈娟怎么会说出如此难听的话。他大发雷霆，说他盼着有个儿子已经很久很久了，他不能理解陈娟为什么现在要把儿子“做掉”。
他怀疑陈娟是不是变心了。他斩钉截铁地告诉陈娟，即使她变心了，也要跟他把儿子生出来，然后陈娟愿意到哪里随便。
同样是春天的傍晚，曼哈顿中城爱迪逊大道上一个叫做WEB的同性恋酒吧里，聚集着各种肤色的男同性恋，以华裔为主。张孝忠一边跟几个朋友交谈，一边喝啤酒，神情显得相当轻松愉快。
“你问我现在怎么生活？”张孝忠脸上带着微笑说：“很简单，远离正常人，在跟我一样受感染的人中找到自己的性伴侣和朋友。”
张孝忠说，他的朋友都是华人。以前的朋友各个行业都有，搞电脑的，做各种生意的，甚至还有从政的。现在的朋友也是各行业都有，不过这些人都跟他一样，是艾滋病带原者。
“我在医院或者亚太裔艾滋病防治中心认识这些新的朋友。跟他们在一起我比较心安，也比较轻松。我们经常讨论如何治疗，如何延长生命。我不会担心感染别人，也不会受到别人轻视的目光。更不用担心说错话，让别人怀疑我是不是得了艾滋病。”
陈娟却轻松不起来。她无时不刻都要揣测自己可能感染艾滋病的原因。她无法让自己停止揣测。
胡洪大发脾气之后，对陈娟格外体贴。大约其中既有对陈娟的愧疚，也有对未来儿子的关心和照顾，甚至晚上在床上对陈娟也更加迁就。
可是陈娟却总是躲着他，实在躲不过的时候，她就坚持一定要用避孕套，胡洪却坚决反对。从那以后，卧室如同无声的战场，事后陈娟总是不停地恶心和呕吐。
她无法再象以前一样，那么信任胡洪，也无法象以前一样，再过正常人的生活。
她已经彻底毁了。如果不是为了肚子里的孩子，她恨不得立刻就从布鲁伦桥跳进东河，免得死以前还要受到羞辱。
她和医生一起，对她感染艾滋病的可能作过各种推测。医生告诉她，艾滋病通过血液和精液传染。如果她不是输血感染，那么就可能是在与他人发生性关系时感染。
她这一辈子只有一个男人，那就是胡洪。
当她想到胡洪可能背着她，与其他的人乱搞的时候，当她想到胡洪可能得了艾滋病而不告诉她的时候，她快要气疯了。她寻找一切机会检查胡洪的所有的东西－搜查他的衣服口袋、抽屉、手提包，向胡洪的朋友和工友打听胡洪的行为，甚至从早到晚跟踪胡洪的行踪，结果一无所获。
她感到安心的是，胡洪的确是一个规规矩矩的男人，即不嫖娼，也不跟别人鬼混胡闹。连他们那些常常去按摩院和打麻将的工友都抱怨说胡洪“太顾家，一点都不象个男人。”
可是她还是止不住地恶心。
医生告诉陈娟，她可以继续到餐馆工作。如果她不愿意，她可以不告诉餐馆她得了艾滋病。联邦法律规定不能因为一个人的疾病而终止别人工作的权利。艾滋病不会通过碗筷和普通接触而感染给其它人。
陈娟是那种工作型的女人。跟许许多多来自中国大陆的妇女一样，陈娟认为女人都应该跟男人一样工作，而不是呆在家里。家务事应该由夫妻共同承担。
陈娟常常说：“如果不工作，我会发疯的。”胡洪也非常赞同她的想法，并且支持她的工作。
陈娟在一家餐馆做企抬。尽管这个工作在许多大陆人看起来，不如她原来的乡村教师那么高尚，她也从来不跟自己老家的人说自己在美国不过是在餐馆给别人端盘子，可是她觉得很心安，从来不抱怨。无论客人给不给小费，她总是对顾客非常有礼貌。 “我自己偷渡到美国，我就知道自己会做什么，我没有什么好抱怨的。”
陈娟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一天，老板说，来了一个倒霉的病鬼，几个跑堂的女孩都不愿意接待，让陈娟去。陈娟看到这个人两颊深陷，脸上和脖子上布满了红斑，很象电影《费城故事》中的艾滋病患者，心里不由得一阵紧张，好象自己立刻被人看破了似的。
那个病人很安静，要了一份午餐套餐和一杯水，没有多说话，吃完之后给了五元小费就走了。
“呸！”“倒霉！倒霉！”餐馆里的人在那人身后大吐唾沫。
老板吩咐把客人用过的碗筷都扔掉，用消毒药水把桌子擦了一遍又一遍。
“你知道他得的是什么病吗？肯定是艾滋病！”
“艾滋病根本就不会通过碗筷传染！你们用不着这么紧张！”
陈娟忍不住对他们说。
“这些得艾滋病的人没有一个好东西，要么就是同性恋，要么就是男盗女娼！”一个跑堂的女孩说。
陈娟悄悄地离开了餐馆，莫名的悲愤挤满了胸膛，她眼里充满了眼泪，恨不得放声大哭，可是她看到街上川流不息的人群异样的目光，不得不强行忍住了。
她连哭都找不到地方。
张孝忠说，因为他周围的人都不知道他是HIV带原者，所以他感觉不到别人对他的歧视。但是有时候，他跟一些艾滋病晚期患者一起出门，就能看到周围那种嫌恶的眼光。甚至有的地方的保镖堵在门口，不让他们进去。
“就为了这个理由，我不能让周围的人知道我得了艾滋病。我可以接受你的采访，可以坦然地跟你讨论艾滋病，也可以坦然地跟你讨论我的性取向和我与我的性伙伴之间的关系，但是你不能公布我的姓名。我不愿意在一夜之间把自己变成别人的眼中钉。”
“如果你去告状，说他们歧视，他们肯定不承认，肯定会找出各种理由来搪塞。你知道，在中国城，如果你认真按法律办事，你可能根本就活不下去。”他说。
张孝忠不担心自己能活多久，他说他在股票市场的投资进行得相当不错，他会为自己的未来打算，不会在一夜之间把钱全部用光，但是他知道，“我不会活到80岁。”不过“谁又能保证自己活到80岁呢？那些没有得病的人说不定比我死得更早呢？”
“也许到了晚期发作的时候，我会把自己关起来。但不是现在。说不定哪一天发明了新药，艾滋病是可以治好的呢？”张孝忠显得相当达观和快乐。
8个月以后，陈娟的孩子出世了。经过检验，孩子身体健康，没有受到艾滋病病毒的感染。陈娟的心里放下了一个秤砣。
在长达8个月的时间里，陈娟过的是“双面人”一般的生活无论是朋友、熟人还是在自己家里，她都不得不把自己深深地藏起来，强打精神做人。
为了不让别人看见自己到艾滋病诊所看病，她不得不找各种各样的理由来骗丈夫，甚至常常先乘地铁到布鲁伦，然后再转车回到曼哈顿的诊所。她觉得自己已经没有力量来担心自己究竟能活多久，她把所有的力量都给了肚子里的孩子，她只希望孩子能够健康地平安地出世，再也不要受到母亲所受的屈辱。
孩子出世以后2个月，陈娟就病倒了。急性肺炎加肺气肿，医生说，主要还是因为心理压力太大，药物无法发挥作用，给艾滋病病毒可趁之机。
当医院准备抢救手术的时候，医生问陈娟，要不要告诉守候在急诊室外的胡洪她的病因，陈娟无力地摇了摇头。她要求医生告诉她丈夫，她得了癌症而且癌细胞已经扩散。她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事，她要保持自己“清白”的形象，她要带着尊严离开这个世界。
她愿意给自己的丈夫留下美好的回忆。
1个月以后，陈娟离开了人世。
医生告诉我，陈娟死后半年，胡洪也因肺炎住院，医生说他实际上是艾滋病病毒发作而死亡。可是胡洪在住院之前，从未接受过艾滋病检查，医生也不能确信，胡洪自己是否知道自己艾滋病带原已经很久了。
医生判断，陈娟的艾滋病感染源很有可能就是她的丈夫。她丈夫的艾滋病，很有可能是在偷渡途中，比如在泰国或者某一个地方，偶尔嫖妓感染的。
陈娟和胡洪的孩子由胡洪的侄女领养。应胡洪生前的要求，胡洪侄女接到的死亡证书上，医生注明死亡原因为“肺功能衰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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