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里地带｜艾滋小课题：追踪一名艾滋病毒感染者……
１９９９年８月１６日下午，广州市第二人民医院抓获了一个小偷。
这个小偷算得上是一个“靓仔”，如果他的体格不是显得那么清瘦，脸色不是显得那么苍白的话。年轻的小偷穿着一双旧了但看上去很高档的运动鞋，衣着大方，脸上带着本地人的面貌特征，所以当他装作一个探病者进入外科四病房时，没有人有所警觉。
然后他把手伸向２４床病人放在床头柜的手机，不巧被病人家属发现。于是他逃。四名医生护士一拥而上，在电梯口把他捉住。
在这人流如织的医院里抓获小偷并不是件稀奇事，然而当医院保卫科干事从小偷口袋里搜出一张卡片时，事情变得复杂起来。
这张“特殊病种”卡片上，注明一个叫何英杰的人是“ＨＩＶ病毒感染者” 。
“ＨＩＶ病毒”就是艾滋病毒。
小偷被迅速送到荔湾区公安分局昌华派出所。见到前来讯问他的干警，小偷大声地说：“你不认识我啦？我就是前不久和我妈妈来过的何英杰呀，有艾滋病的那个……”
他自己主动地拿出了那张卡片，来证实自己的确是一个艾滋病毒感染者。
几个小时后，派出所以“证据不足”结案，何英杰被释放。
几进几出派出所
何英杰，男，２２岁，身高１８０厘米。吸毒。
何英杰从１７岁开始吸毒，所以他偷窃的目的只有一个――为了解决每天必需的５０元至１００元的毒资。就在他这次被释放后一个星期内，何英杰再次在偷窃时被发现。这一次，受害者没有把他送到派出所，而是饱以老拳，打得他鼻青脸肿。
据说他曾经三次因偷窃被抓进派出所，都使用那张卡片获得释放。所以他不怕进派出所，他怕的是拳头。
何英杰除了偷窃还有一个获取毒资的办法，那就是向他的母亲刘小慧索取。刘小慧说１９９９年４月她跑到昌华派出所是为了躲避儿子的追踪，因为他像附骨之蛆一样追着她要钱。何英杰追进了派出所，当着干警的面，母子之间发生激烈的争吵。
刘小慧向派出所哭诉，说儿子吸毒已经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她已经无能为力，希望公安部门处理。按照有关规定，如果证实其初次被查获吸毒，公安机关应立即将其送往指定的戒毒机构强制戒毒。如果证实其属于曾经强制戒毒后复吸，将对其进行劳教。
何英杰拿出了他的“杀手锏”，那张卡片，声称自己是艾滋病患者。派出所随即把问题简化成为“家庭纠纷”来处理。刘小慧说经过一番调解，最后的处理结果是她“最后一次”拿出１００元来给何英杰，而何英杰则写下保证书，与刘小慧断绝母子关系，今后不再骚扰她。然而第二天，何英杰又来了。
刘小慧曾经两次报案要求抓自己的儿子。一次何英杰追踪到躲在朋友家里的刘小慧，把人家价值数千元的一台电视和一套音响偷出去卖了７００元。刘小慧报警，并带着警察到儿子住处抓人，警察拿着刘小慧给的钥匙冲上楼去，一会儿下来了，没有把人带走，反而责怪地说：“你怎么不如实把他患有艾滋病的情况告诉我们？抓他有什么用，还不是要放人？”
荔湾区公安分局昌华刑侦中队队长劳荣耀说８月１６日释放何英杰是一件无可奈何的事情：“派出所的拘留所很小，不具备对有这种病的人进行隔离拘押的条件，如果他在里面传染别人就麻烦了。”
记者询问一些干警，是否知道艾滋病毒的传播方式，没有一个能够回答正确完整。当指出研究表明目前只发现艾滋病毒通过性交、血液、母婴三种方式传播，所以ＨＩＶ病毒感染者与其他嫌疑人关押在一起并不会引起传染时，干警们的反映无一例外是不相信：“那种病，难说得很……”
劳荣耀说他本人没有亲眼看到那张卡片，但是其他的干警看到了。何英杰一进派出所就申明自己的特殊性，大家也认识这个人，事情就不好办。这次如果按照常规来处理，即使何英杰什么都没有拿到，由于他是正在实施偷窃的过程中被抓获，最少也要被行政拘留。
案已经立了，如何结案？在请示荔湾区公安分局法制科后，这件人证物证俱全，人赃并获的盗窃案就以“证据不足”，嫌疑人无罪释放而告终。
法律界的人士评价此案说，我国没有一部法律说艾滋病毒感染者违法后可以减轻或免除处罚。《刑法》规定只有两种情况可以免除刑事处分――――１６岁以下未成年人或者不能辨认或控制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
有关这个问题最新的精神是１９９９年４月经国务院批准，卫生部下发的《对艾滋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人管理意见的通知》中规定：“属被拘留、劳改、劳教和羁押的艾滋病毒感染者应在其关押收容场所内管理教育，并在本地卫生防疫部门的指导下，做好他们的医学观察工作。”
刘小慧现在的观点是，公安机关的做法害了他的儿子，因为他已经知道胡作非为后没有人会管他。克服了对法律的恐惧，何英杰将来违法可能更加肆无忌惮。
防疫部门的卡片与监管
其实还有一种危险来自于对有关艾滋病基础知识的无知。一位对ＨＩＶ病毒谈虎色变的干警承认，他们在处理声称为ＨＩＶ病毒感染者的何英杰时，甚至没有怀疑那张卡片的真实性，也没有向卫生防疫部门进行核实。
人们的神经似乎脆弱到不辨真伪的程度。表面上何英杰如愿以偿逃脱法律制裁，但是这一做法更加彻底地把他从社会中割开，并被当作渣滓抛弃。虽然在国家的有关文件中一直强调不得歧视艾滋病毒感染者，他们享有与正常人一样的权利和义务。
在《通知》精神中，艾滋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人应对社会承担义务和责任，服从卫生防疫部门的管理。何英杰说那张几乎成为他在派出所“出门条”的“特殊病种卡”，正是广州市卫生防疫站发给他的。
广州市卫生防疫站党委书记甘启高表示可能有这么一种卡片存在，但他的确是头一回听说这种卡片会被违法者用来钻政法部门的空子。通过流行病学科，记者见到了这种１９９３年７月印制的“特殊病种卡”，从卡片背后的说明可以看出它的功用，是用来对特殊病种的感染者或病人进行跟踪随访的（如下图）。但它的正面，的确让人触目惊心。
一位医生说，这种卡片对公安部门“一试就灵”的做法已经传开，甚至还出现了转借的情况。为此防疫站方面已经停止发放新的“特殊病种卡”。但是伪造这种卡片与做一张名片一样简单，它原本就只是一种联络方法而已。
而真正钟情于这种手法的很多是吸毒的艾滋病毒感染者，他们大多是在吸毒过程中因共用注射器和针头被感染。这都是一些毒瘾很深的人，他们无论购买，吸食毒品，还是为此不择手段地捞钱，一只脚始终踩在罪恶之中。
这正是何英杰的生活。
１９９７年刘小慧通过多宝路派出所成功地把何英杰送进一家戒毒劳教中心劳教一年，她说何英杰最有可能就是在那里被感染艾滋病毒的。因为他与别人一起分享好不容易搞到的毒品时，多次与５个人共用一支注射器。
１９９８年１０月，在一次由防疫站组织的检验中，何英杰被测出艾滋病毒呈阳性。有消息说，曾经与之共用针头的其他５人经检验全部呈阳性。就在这时何英杰得到了那张“特殊病种卡”。
有人士指出，这实际上是一起严重的感染事件，何英杰等人是怎么在强制管理的制度下得到毒品并造成严重的后果，至今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
广东省卫生厅疾病控制处副处长陈祝生指出，静脉吸毒已经成为广东省艾滋病毒感染的主要方式。据统计，１９８６―１９９６年的十年中，艾滋病毒的主要感染方式是性关系，比例高达９６％，静脉注射感染仅占１％。而从１９９７年到现在，整个局面从根本上转变。其中性关系感染骤降至９％，而静脉注射感染激增至８４％。
有关专家的研究表明，如果没有切实有效的方法加以遏止，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广东省就会迎来艾滋病毒感染的第一个高峰期。如今苗头已经出现，在今年上半年发现的艾滋病毒感染者就已经超过去年全年的总和。其中通过静脉注射吸毒感染的占了绝大多数。
对传染病疫情的监控工作主要是由卫生防疫部门来组织的，甘启高分析说，目前从能力上来说卫生防疫部门只能对呈现发病状态的艾滋病人和部分感染者进行比较密切的跟踪治疗，在我国，一个艾滋病人的治疗费用约为１０―１８万元，对付不起治疗费用的艾滋病人只有让其出院，因为政府对是否和如何消化这笔庞大的费用还没有明确的说法。
陈祝生说，像何英杰这样登记在册的艾滋病感染者只是冰山一角，可能有更多的感染者处于完全的失控状态。按照卫生部的有关政策，这种监控和治疗需要公安、民政、司法、劳动和社会保障、人事等有关部门按职责分工，密切配合，共同做好管理工作，可是这一项庞大的综合治理工程究竟怎么具体操作呢？
何英杰就是一个感染源。如果他的毒瘾不能戒断，他就有可能再次与别人共用针头。同时，他如此年轻，可能会有很多的性行为。
他是一个登记在册的感染者，可是有谁在监控和管理他？
穷途末路到铤而走险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流行病教研室廖苏苏教授对那种把艾滋病人或者感染者放任自流的的做法表示异议。控制艾滋病的传播是一个长期的立体工程，感染者的主观态度正常，措施得当，其感染他人的危险性就会降到最低。
于是对感染者的医疗指导、心理辅导、病情治疗还有生活安排就显得重要。这些工作必须在家人和社会各有关部门的合作下完成。
何英杰的故事是典型的故事。他曾经是广雅中学的优等生，１７岁便继承父亲数十万元的遗产。在吸毒之前，他曾经是两家眼镜连锁店的老板，身家过百万。
这段黄金时期是１９９４年。刘小慧是一个被人羡慕的母亲。
１９９５年中秋节前，公安人员第一次来抓走了何英杰，因为他的毒友供出了他。刘小慧像一个普通的母亲那样哭着追赶，这时候，派出所就要严肃处理他了，因为何英杰还没有他的“护身符”。刘小慧用５０００元把儿子弄了回来过节。
两年后，家财荡尽，她开始通知派出所来抓自己的儿子，并在拼命地逃避他。
从家里逃到朋友家，再逃到番禺市的亲戚家。何英杰在不停地追，因为母亲是他唯一安全可靠的毒资来源。
９月中旬，记者为何英杰联系了从化的广州民乐戒毒所对其进行免费戒毒，一家工厂提供了免费的戒毒药品。９月２５日何英杰出院了，戒毒所的医生说效果不错，现在要看保持的情况。对于静脉注射的重毒瘾者，完全戒断的可能性很小，只有靠周围的力量将他们与毒品隔离。
何英杰说，他现在一点都不想白粉了。刘小慧重新收留了儿子，带回她的住处。
当天晚上，他又向刘小慧要２００元，说要打电话到香港找他的姑爹。刘小慧不给，她知道２００元正好是四小包毒品的价钱。
刘小慧说儿子两眼放光地盯着她，看得她心惊肉跳。她对儿子本来是爱恨交集，现在只剩下恐惧。最后她投降了，拿出１００元说：“你再也不要回来。”
何英杰一声不吭地走了。第二天，何英杰回来了，向她保证今后一分钱也不拿了。洗澡换衣吃饭后，何英杰说：“给我５０块啦。”
这样的情节在几年里不断地重复着，唯一的变化是刘小慧对儿子已经真正地绝望：“如果把我砍成几块可以卖钱，他都会做，有人性就不是白粉仔。”
第五天，刘小慧把何英杰赶了出去。记者的心血白费了。
１０月２４日，几近歇斯底里的刘小慧打来电话，说她正在多宝路派出所。她对值班干警说儿子她已经管不了，儿子失去生活来源和毒资，随时可能犯下大罪。值班的人说今天领导们休息。
就在头天晚上，何英杰追到她的住处，按坏了门铃后用棍子把门敲得山响。刘小慧骂他、用水泼他。何英杰踢了母亲一脚，然后声泪俱下：“我发病了，我要死了，我要买药……”拿钱走人后第二天早上六点，他又来敲门了。
母子两人进行了几个小时的纠缠和谈判，何英杰离开时身上带着５０元。为此他给刘小慧留下了一张纸条：“我自从化戒毒出来，共拿了刘小慧８００元，今天又拿了５０元，以后再不来找刘小慧。”母子又一次决裂了。
何英杰的心态变得更加不稳定，因为从这之前的几天开始，何英杰一反常态，不再回应记者的联络。记者几次苦苦守候，也没有等到他的出现。
何英杰现在独自住在逢源路的一条老街里，是那种令人神往的古朴而人气十足的小巷，空气中飘着高亢的粤剧的唱腔和煲汤的香味。
何英杰在二楼的窗户门洞大开，像被破开的鱼腹。
邻居说窗户上的防盗网和铝合金被何英杰拆来卖了，他看着他拆掉空调、窗户，甚至曾经看着他长大，他说现在这个人是街道上的麻烦。楼上的房客经过何英杰的门口时非常敏感，她害怕那个垃圾桶，因为经常可以看到针管和避孕套。
对面的房客装了防盗门；有一种感觉挥之不去――何英杰可能进过他的家。
一个偶然机会，记者进了何英杰的家。所有的窗户都洞开着，再有的就是灰尘，除了床上有个杂乱的人躺的印子，一片狼藉的破旧家什上布满厚厚的灰尘。床边是一地的烟头。
桌子上有一张照片，吹掉灰尘，一个年轻漂亮的小伙子在开心地笑着。
记者现在焦虑的是这个已经形容枯槁的吸毒的艾滋病毒感染者最后的５０元钱用完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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