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里地带｜自测小常识：”性病专家”的罪恶一生……

　　（如果患病，一定要到真正的医疗场所进行救治，越正规越好。做一个有责任感的男人，你还有一次机会。）

　　”１９９５年５月３日，我怎么也忘不了那一天：一名本来没有性病的女性到我们科室来检查，我们故意说她患了性病。她的丈夫立即怀疑她做了对不起他的事，要同她离婚。她受不了家人和别人的猜疑与鄙视，服毒自杀了，她留下一纸遗书，特别声明她没有做过什么不光彩的事。这都是罪过啊，其实我们什么都不懂，我们只是福建沿海的渔民。”

　　２０００年２月２３日在西安南郊的一个单元房里，何艳玲有气无力地对院方邀请来的记者说道，泪水夺眶而出，看得出她缺少血气的惨白的脸上布满了悔恨和自责之意。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她鼓足力气作临终告白。

　　１９９８年２月１２日，我同本村的渔民杨新民结了婚，不久便和他外出谋生。挂靠大医院，我们有了保护伞 。

　　在东北，我们在街上花钱找人搞了一些虚假证明材料和学历证书，来到一家正规医院，要求租赁医院的房间或承包相关科室，不惜重金收买一些贪财的领导，总算是有了一个可以”合理合法”地从事赚钱之道的场所了。凡有病人来，杨新民都摆起”军医”和”专家”的架子，冲人家要很多钱，要不然就不给治，对于一些歌舞厅小姐或者嫖客尤其狠心，动不动就要数千元甚至上万元。１９９６年，杨新民又想出另一个绝招，他自己不看病，重金聘请一些见利忘义的”专家”、”教授”前来坐诊。由于广告费用急剧提高，为了支付这笔巨大的开支，我们便在药费上做手脚，将几块钱的药卖到几百甚至上千元。过了一段时间，他感到利润还不够高，又进了一些过期失效药或劣质淘汰药往病人身上用。１９９７年８月，一位从河南来的建筑工因为用了我们的药中毒，造成脑神经错乱，四肢瘫痪。他的家属来医院和我们理论，杨新民叫来一伙打手将他们打得半死。由于医院要对他进行处罚并报告公安部门追究他的刑事责任，杨新民卷起钱财带着我们一家人逃到了西安，继续从事我们的性病医疗”事业”。

　　身染艾滋病，我失去了孩子和丈夫

　　在西安躲了一个月，我们到西安附近的一个小城市重整旗鼓，挂靠在一家正规医院的科室，杨新民还花了很多钱买了各种现代化仪器，摆在化验室里唬人，实际上不管病人是否有病，化验室一律在化验单上划上”＋”号。１９９３年３月，我们又想出另一个绝招，就是给病人开药之后，并不在病人身上用。有一个真正的性病患者因为一直在挂葡萄糖和生理盐水，没有真正用消炎药，导致全身溃烂死在我们的诊室里。然而，我们怎么也未曾料到一场灾难降临到我们头上。那是１９９９年１０月２７日，杨新民驾车从一座大桥上飞驰而过时与一辆大客车相撞，我那９岁的儿子受了伤，因为失血过多，生命异常危险。在血库无血的情况下，杨新民挽起袖子为他输血，输血是在我们的医院进行的，一些器具都是我们科室提供的，因为针头没有严格消毒，形成交叉感染，杨新民感染上了传染病。一个月之后他开始高烧、腹泻、哮喘、头疼、全身出现红色丘疹……时过不久，身强力壮的他在疾病折磨下，已经病得奄奄一息了。同时，我的儿子也感染上了同样的病，整日大喊着：”妈妈，痛啊。妈妈我看不见东西了，我的眼睛什么都看不见了… …”听着儿子痛苦的叫喊声，我撕心裂肺。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１５日，我永远忘记不了这一天，我们的儿子在痛苦的挣扎中死去了。从此之后，杨新民沉默寡言，情绪低沉。儿子的死使家里郁闷不堪，随着疾病的加重他开始忏悔自己过去的一切恶行，打算向所有的人赔礼道歉，并希望得到别人的惩罚，然而，这一切已经太迟了，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３１日，因为病情发作，他痛苦地死去了。两天之后即２０００年１月２日，我怎么也想不到自己染上了这种传染病，高烧、腹泻、全身出红色丘疹，疼痛难忍，医生告诉我这是艾滋病，这是报应啊！我于是静静等死……２月２６日，何艳玲在西安市郊住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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