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里地带｜数据小调查：中国民工性压抑调查……
中国民工性压抑调查
随着市场经济向纵深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在这一大背景下，都市农民工的生存状态应引起人们更广泛的关注。但一个有关民工的敏感、却不容回避的话题，却极少为人提及――
一、一个打工者的请求
六月的一天，湖北省大冶市高河乡水碓村农民张某找到记者，提出了一个特殊的要求：将自己的真实姓名和“丑事”曝光。
原来，张某1998年到武汉打工，由于长期在外，性生活得不到满足，便到武昌火车站附近嫖了一次娼。几天后，他发现自己尿急、尿痛，遗红色的精液。后被确诊为非淋性尿道炎。为了治病，他花完了打工挣下的辛苦钱，还背了一身债。在此期间，妻子要求离婚，家中的田地荒了，读初中的儿子也辍学了。
老张说，他在报社门口徘徊了好几天，最终还是战胜自己，作出了这一决定。离开编辑部之前，满面泪水的他一再请求记者满足他的要求，不仅仅是为了解脱自已内心的负罪感，更是为了以其亲身经历警示其它打工者。他说，他认识的打工者当中，有一半以上做过“那种事”！
二、“越轨”者不在少数
“那天晚上，我正在汉口六渡桥附近闲逛，一个穿得很露的中年女人凑近我，小声说，‘兄弟，累了一天，想不想快活一下？’我知道她是‘鸡’，但离开老婆一年多了，有点控制不住自己，就跟着她拐进了一间出租屋……”
再过几天就要走出武汉市第二收容教育所的谢某在汉口汉正街当搬运工。回忆起去年12月20日晚的那一幕，这位48岁湖北省云梦县伍洛镇农民后悔不迭：“眼下全村人都知道我嫖娼的事，老婆已向法院提交了离婚书，我都没脸再回乡下老家了！”
记者半月来的明察暗访表明，外地民工嫖娼已不是什么新鲜事。武汉市第二收容教育所1999年共收容教育272名嫖娼者，其中民工为172人，占63％；今年收容教育的122名嫖娼者中，民工为79人，占64％。
在出租屋、旅社、发廊等低档场所，以20元至50元不等的价格图一时“快活”，换来的却是长时间的懊悔。
收教所里，湖北省团风县总路咀镇农民黄某、红安县上新集镇农民王某对此透出一丝无奈：“我们也知道这是丑事，可一时冲动……”
这两位民工中，36岁的黄某，妻子在家务农，已有半年没有回家探亲；40岁的王某，至今未婚。该劳教所的调查表明，因嫖娼被收容教育的民工，在武汉几乎都是单身一人。
根据中南社会调查研究所统计，目前武汉市民工总数已超过100万人，其中青壮年男性占70％以上。由于种种客观条件限制，已婚民工很难夫妻双双来汉，有人一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回家探亲一次；未婚民工能在城里找对象的更是微乎其微。
“性压抑是导致民工嫖娼的主要动因。”武汉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长城认为，“人首先是自然的人，其次才是社会的人。我们不能撇开民工特殊的生存状态，以及他们生理心理上的自然需求，简单地对其进行道德上的指责。”
三、录相厅里的躁动
汉口汉正街是武汉市外地民工最集中的地方。白天，“扁担”、“麻木”、搬运工们穿街走巷忙挣钱；夜晚，他们都干些什么呢？
除了闲聊、逛街、打扑克，地摊上印着性感女郎的黄色书刊吸引了他们的目光；此外，录相厅是他们唯一去得起的娱乐场所。
走下长长的台阶，记者随着一群民工进入汉正街宝善巷一家由防空洞改造成的录相厅。这里由外向里，四个放映厅一字排开，100多个座位挤得满满当当，从不足20岁的小伙子到五、六十岁的老汉，个个神情专注，眼睛里放出异样的光。荧光屏上正在播放“顶级”黄色录相，一对赤裸裸的男女正在交合。记者正欲离去，却发现令人震惊的一幕：墙角最暗处，两个小伙子竟在偷偷手淫……
记者随后又暗访了邻近的几家录相厅，情况大同小异。“我们做的就是民工的生意，最近政府不让放通宵了，但他们点着要放黄片，不顺着他们的意思，生意没得做。”一位老板不经意地说。
在武昌洪山广场、东湖路等大型建筑工地，民工们的“业余生活”更加单调。三官殿附近临时搭起的工棚内，一桌扑克竟里里外外围着二十几号人。一位来自应城的小伙子说：“到武汉两年了，总觉得这个城市很陌生。闲下来的时候，常常感到很孤独、无聊。除了看黄片，实在无事可干。”他承认，从录相厅看完黄片出来，心里就痒痒的，想找个“路边店”。
四、危险正在蔓延
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杨宗林是168咨询台性心理顾问，与许多打工者有过电话交流。他认为：“和谐的性生活是最好的心理润滑剂。打工人群身在异乡，面临着巨大生存压力和心理压力，加上难以排解的性压抑，极易导致心理扭曲和变态，引发违法犯罪行为。”
记者从武昌青山区冶金派出所了解到：一位四川籍民工因偷看妇女洗澡两次被抓，前不久再行不轨，被人发现后打成了残废。他对干警说，扒墙偷看，能让他获得极大的快感，甚至还会射精；而隔几天不这样干，心里就像猫抓一样难受。警方就此事咨询心理学家，得知这种行为属“窥阴癖”，是一种典型的心理变态。
由心理扭曲引发的性攻击、性犯罪危害更大。洪山区人民法院1999年审结强奸案24起，其中18起为外地民工所为。楚雄大道一建筑工地上，一团风县20岁民工竟破门入室，将工地上唯一的女性－－包工头近50岁的妻子强奸。
武汉市最权威的性病监测机构――市皮肤病防治医院性病监测科负责人陈福亭指出，性病在我国已经进入高发期，患者每年增长30％，1999年全国性病患者达800万人，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城市外来民工。他认为，民工中的性病患者增多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许多人得了性病无法及时察觉，不愿或没有能力进行正规治疗，因而加重了病情，使周围人面临传染危险。由于这类人群在城市、乡村之间流动，性病高发区有向农村扩散的趋势。
五、我们能为民工兄弟们做点什么
武汉大学周长城教授指出：打工者的“性压抑问题”，既是经济发展、农村城市化进程中产生的特殊问题，又是整个社会“性问题”的一个侧面。不认真对待和疏导有可能引发更深层次的社会问题。目前在外来民工的管理上存在误区：平时撤手不管，出了问题则以罚代管;甚至存在管理上的对于穷人和富人的双重标准。管理的成本太大。
这位长期关注打工群体的学者认为，对于生活在社会大环境中的打工者来说，仅仅要求他们保持道德自律是不够的。政府和有关部门在对卖淫嫖娼、淫秽音像书刊泛滥、性病蔓延等现象进行综合治理的同时，要让民工精神上有所依托，在城市里找到归属感。首先在观念上不能歧视打工人群，政府和全社会要关心打工者的生存状态；打工者聚集的地方，要纳入规范的社区管理；居委会、派出所、文化部门等应当和打工人群的组织者进行合作，开展多种有益的活动，尽量使打工者的业余生活丰富一些；也可以成立类似“打工者之家”的组织，通过学习、交流，提高打工者自身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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